如何做好信贷风险管理？某知名商业银行12年风控老兵经验总结！

第二篇：无法正面证明和量化的难题——怎么认识现在看不见的、甚至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务

前述，信贷风险管理能“避免潜在损失”的两个层面，较宏观的第一个层面（改变条件和预期，塑造了风险博弈规则），尚可从逻辑和经验上推导出来，在理论上容易被认识到；而第二个较微观的层面（堵塞漏洞，拒绝超出本机构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或方案），则针对的是具体的授信客户和方案，必定会在实践中表现为一个个的业务冲突和“麻烦”，但其价值却难以从正面证明，甚至有时被视为负资产——这种情况，自古以来即是个管理难题。

如在信贷风险管理领域，2017年12月21日，网络大V、著名天使投资人陈宇（新浪微博ID：江南愤青心）在其微博上，讲述了这样一个也许比较极端的例子，是关于其任职于浙江省某国有银行的老领导的：

“……当支行长的时候，感觉钢贸会出风险，于是竭尽所能想尽一切办法，不惜一切代价力压钢贸业务，最后全部收回贷款，没有坏账。但是与之相对应的，是存款大幅度下降，各项利润指标下滑，然后被分行批评，直接调离岗位，去了风险岗位。过了一年多，钢贸风险大面积爆发，许多行都出现很大危机，都证明了这位行长的眼光正确。但问题是又如何呢？谁也不记得他曾经的眼光如何牛，所以他还是得在劳苦的风险岗位上呆着。”

放眼观察现实，同样道理的情况并非孤例，在其他各种社会领域中，多有类似事例：

例1——一项技术工作：程序员甲写的一个程序，应用中出现诸多bug，但他能四处救火，表现突出，于是升职加薪。

程序员乙，从一开始就把程序写的基本不出错，默默无闻，泯然于众。

例2——体育：足球守门员甲，所在球队成绩平平，但其个人隔三差五地能在对手攻来的关键时刻展现精彩扑救场面，是业内小有名气的球星门将和所在球队公认的支柱之一。

守门员乙，精于开球、阻止传中、组织后防线和指挥防守，整个球队成绩优秀，对方很难将球攻到禁区，因此乙也很少有精彩的扑球场面，所以除了个别业内专家外，观众并未对乙有多少印象。

例3——日常邻里朋友关系：曲突徙薪的典故——淳于髡（kūn）发现邻居家的烟囱是直的，灶台旁边还堆着柴草，便劝说，这样很容易引起火灾，应当把烟囱改成曲的，把柴草搬开。邻居没有理他，还怪他多事。过了些天，邻居家果然因此失火，左邻右舍同来救火，好容易才扑灭，还使几个人因此受了伤。邻居为了答谢帮助，特备酒饭请客。

但是，除了当时“多事”的印象外，邻居并没有想起来最初好意劝告的淳于髡。于是有智慧的人嘲讽邻居说，“曲突徙薪无恩泽，燋头烂额为上客”。（汉·桓谭《新论》）

例4——事务管理：水库管理员甲，日常巡视马马虎虎，大堤出了裂缝也经常凑合着，几年时间也没有出什么大事。但缝隙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，终于在某次大雨后垮了堤坝。于是甲带头去抗洪，折人损物（主要是下游的乡邻），终于堵住缺口，成为英雄。

管理员乙，日常巡视、维护大堤做的扎实，不允许大家胡乱取土、开渠和有损水道的养殖捕鱼，有小的裂缝也及时修补。大堤始终安然无恙，但日常不免得罪那些为了一时便利而就近取土、开渠和养殖的乡邻，尤其与水库管理员甲一比，更被这些人骂“麻烦”——不了解情况的吃瓜群众们，也纷纷表示“就是”。

例5——政务管理：两个县，分于河两岸。甲县长不注意河道河堤的日常管理，汛期被淹了，上级和邻近地区紧急支援，甲县长也带领相关部门，挽裤赤脚地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，成功引起媒体和上级的注意，表现突出，受到表彰和提拔，荣升为上级地市的甲书记。

乙县长每年冬天组织大家修防洪堤，组织动员过程中费心劳力不说，还得罪了占用河道的干部群众，被寻衅上访，但后来大汛期的时候，全县安然度过，群众生命、财产完好无损。上级经调查，发现上访问题子虚乌有，乙县长保住了位子，稳稳地成为了刚升任地市书记的甲的下级，并因被上访而接受诫勉谈话，被甲书记要求注意工作方式方法，与干部群众搞好关系。

例6——国内平乱：唐末，王仙芝、黄巢在起义期间，与朝廷平乱大将宋威、刘巨容屡次交手，数次死里逃生。关键原因之一，是宋、刘多次对他们网开一面。

宋威、刘巨容曾经参加过多起平乱，经验丰富，如多年前就参与讨伐庞勋之乱。那时的主将为康承训。但平定庞勋之乱后，功臣康承训不但没有得到赏赐，反而受朝廷猜忌，贬官了之。根据经验和时政观察，宋、刘私下对自己的心腹说，“国家多负人，危难不吝赏，事平则得罪，不如留贼冀后福”，平乱这档子事，最重要的是掌握分寸，咱们打工的不如留着贼人，不幸那是老板（皇帝）的，咱们却可以保全功臣的身份。（《新唐书·列传•卷一百五十》）

明末农民起义时，这一幕又重新上演了一遍。

例7——国防建设：1963年，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接受国外记者采访时说，“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，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”。这被人抓住话柄，如当时金庸先生就在香港发表文章说，“几枚袖珍原子弹，有何用处？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”。直到今天，还有其他一些更难听的话。

金先生忧心中国人吃饭穿衣问题并没有错，但不以现实威胁作为问题讨论的起源和背景，不切入决策时的环境，起码是片面的（即使仅谈经济发展问题，也要考虑被核威慑，不能安心搞生产建设，用在国防里面的资源更多）。国防建设，尤其是建国前几十年国际、国内的特殊困难下，以“两弹一星”为代表的国防建设，其重大意义怎么评估都不为过。因为在这个虎狼的国际社会中，其构成了中国一切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发展的基础。可惜的是，钱学森、钱三强等千百万功勋，确实无法拿出一张业绩清单或KPI考核分数表，证明其除了耗费不訾的两弹一星外，到底还做了什么具体贡献。

他们只是改变了历史，阻止了本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和动荡，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。直到今天，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其创造的安定社会条件中，所有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政策都受惠于这一背景，其功德怎么估量都不为过。

多少年后，有吃饱了饭的人，未能感谢牺牲良多的前人，而是以“新政治正确”的姿态，轻盈地说“我不在乎大国崛起，我只在乎小民尊严”之类的便宜话，明示暗示地说先辈们穷兵黩武。

例8——已预见了的风险，是否能及时劝谏：夏，陈辕颇出奔郑。初，辕颇为司徒，赋封田以嫁公女。有馀，以为己大器。国人逐之，故出。道渴，其族辕咺进稻醴、梁糗、糗脯焉。喜曰：「何其给也?」对曰：「器成而具。」曰：「何不吾谏?」对曰：「惧先行。」（简译：鲁哀公十一年的夏天，陈国的辕颇流亡郑国。当初，辕颇任司徒，国君的女儿要出嫁，他就对封邑多加收赋税。办嫁妆之余的，用来为自己铸造钟鼎等奢侈品。因此被国内的人们驱逐，流亡出国。流亡路上口渴了，他的部下辕咺及时奉上了甜酒、小米干饭、腌肉干等饮食。辕颇高兴地说：“为什么能这样丰盛？”辕咺回答：“您铸成钟鼎的时候，这些就准备好了。”“那为什么不劝阻我？”“那时劝您，怕我就要先流亡了。”）（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）

例9——军事与政治决策：事先决策、事中决断，与开启“上帝视角”的“事后诸葛亮”，各有作用，但显然前者更难、现实意义更大。事先、事中风险决策的难点和价值在哪里？正在于必然的信息不完全条件之下，能少犯错误、不犯根本性的错误和策略性出击。

1948年的西柏坡，三大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。但是中共中央开了一个现在看来有些奇怪的会议，议题是，眼下国民党败退的速度出乎意料，美国会不会通过核武器来干涉中国革命？最后毛泽东提出，为了防止美国的核打击，中央几个委员最好分居各地，必要时也能“留下革命的火种”。现在的人开了“上帝视角”，觉得这事没有发生所以不可能，但当时的环境绝非如此。美国是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，大国相互之间的核威慑尚不存在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味还没有散尽，谁都认为美国再次使用核武器是大概率事件，而且一旦发生就是无可挽回的灾难。（赵皓阳《写在国家公祭日：从南京大屠杀到“两弹一星”》）

事后（不但结果已定，还往往已明了多方信息，有了“上帝视角”的条件），再复盘研究，当然有其价值，可以学习如何获得、分析信息，和怎样在注定有限的信息下改进风险决策。但决不能因此轻易否定彼时彼地风险决策的合理性和价值——风险决策的价值即是在有限信息下如何选择。有限信息下，还能有担当、肯负责和少犯错误、不犯根本性错误的决策，带领大家走向成功，才显得那么难能可贵，正是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”。

例10——功绩能否总会被人们认识到：春秋战国之交，墨子在成功劝说楚国放弃攻打宋国后，归途中，在宋国某处避雨，但被看门人驱赶和羞辱，无奈地说：“治于神者，众人不知其功；争于明者，众人知之。”（《墨子·公输》）

例11——外交与国际政治：俾斯麦政治生涯的上半场，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期间，除内政外，还取得了一系列看得见的辉煌国际政治成就：1866年发动了普奥战争并取得胜利；1870年通过普法战争，打败了法军；年底，南德四邦加入，成立了德意志帝国，实现了德国在历史上的首次实质统一，塑造了现代欧洲版图。俾斯麦个人也担任了德意志帝国的首任宰相，一时功绩无双。

其政治生涯的下半场，外交方面的重点目标，放在了防止这样一种局面出现上——欧洲列强（法国、英国、俄国和奥匈等）联合扼杀新兴的德国。为此，俾斯麦谨慎行使德国国力，不断调整政策，联奥、亲俄、亲英，或者纵横于其他互相争战的列强之间。在其任内，这一精妙的外交策略确实达成了上述目标。但吊诡之处在于，这一策略仅是在防止一个只有俾斯麦真正意识到，但未曾现实出现的风险——假如成功了（在俾斯麦的任期内确实成功了），也只是使形势没有变得糟糕，这意味着在外界看来（尤其是好大喜功的社会舆论），不过是无所作为。因此，悲哀的是，这种当时只有俾斯麦本人真正理解的成功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得到验证，那就是其致力于防范的忧患，在俾斯麦外交策略被抛弃之后，成为现实——德国因此招致不可挽回的灾难。

1888年，29岁的威廉二世即位。1890年，75岁的俾斯麦下野，并于1898年83岁时离世。俾斯麦离世后不久，其政敌威廉二世等迅速清除了他在政界中的影响，改变了谨慎使用国力的政策，逐步放弃了与英、俄的同盟，迅速走向俾斯麦生前一直努力控制的军国主义，得不偿失地与列强争夺海外殖民地和世界霸权。在与法国传统矛盾的基础上，与英、俄的矛盾也日趋激烈，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，英、法、俄结盟对抗德国。东西两线作战的德国战败，丧师失地，付出巨额战争赔款，经济凋敝，人民生活陷于困苦，并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伏笔。（王陶陶《百年一战：伟人为何后继无人？》）

后人回顾，俾斯麦后半生的外交，是与一个大众看不见的敌人（风险隐患）作战的外交，是看不到功绩的外交，是在当时引发群嘲而不被理解和尊重的外交，是只有在一场巨大民族灾难后才被证明其价值的外交。试想，假如德国一直维系俾斯麦外交路线，在其他国内、国际条件共同作用下，未戏剧化地快速走向一战战败这样的灾难，俾斯麦政治生涯的下半场，是否直到今天还会被视为庸碌无为呢？

……

上接前文，讲完那个提前规避钢贸不良贷款的老行长的故事后，陈宇接着分析说：

“这个就是聪明人的悲哀之处，他们总是做对了事情，却没有得到做对的奖赏。历史上为什么说扁鹊很牛的时候，扁鹊总很娇羞的说，其实我不牛，我哥哥才是真牛，但是估计大家都没有听过他哥哥是谁。这么牛的人却没人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哥哥牛的地方是能医未病，他能让你不生病。但是问题是你不生病了，你怎么知道他牛呢？市场压根不给他机会证明他牛啊。所以，他哥哥躲在扁鹊后面几千年也没什么人知道。”

……

上面这些人类社会各个领域、层面的尴尬现象和管理难题，总结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：

一是日常扎实的风险管理工作，是有成本的（即便是小的成本，大的功德）、“麻烦”的和“得罪人”的，但却难以看到直接的成果（价值的正面证明）。

除非短期内被后续灾难反面证明，常人只会关注到成本的一面。但很快即被灾难反面证明的戏剧性情况，一则因缘际会之下，不一定会现实发生，二则一旦发生，代价太大。

做成了什么（包括在灾难发生后去救急），往往才会被看见，被关注和奖赏。人的天性不会主动去关注、分析避免了什么，不在意没有发生的事务是再自然不过的（这在生物进化和心理学角度，当有其必要的一面和积极意义）。除非短期内被后续灾难反面证明，大家只会感觉一切都理所当然、平平常常——即使嘴上承认和逻辑分析后不得不承认，但就是不会往心里去。极端的，会出现制造灾难者因救急而成了功臣，而避免灾难者，和花费（相对）小成本、成就大功德者反而湮没无闻，甚至因为耗费了（相对小）成本而被认为是“麻烦”的情况。

二是好热闹的吃瓜群众往往不明真相，可能会不够理性地跟着起哄，嘲讽救了自己的功臣。

另外，事后复盘时，可能有人会超过合理界限（合理界限是，探讨如何在事前获得更多信息，和如何在注定有限的信息下分析判断、决断），“事后诸葛亮”地以“上帝视角”来苛责事前和事中的风险决断。

三是不够科学的内部管理（对风险管理的管理），或者使人不敢于、不值得负责，或者使人生出“养寇自重”的心理，导致所属集体走向衰退和败亡。

例如，既在战略上没有思考和落实风险管理等基础、关键工作，又在战术上不能认识到避免灾难的价值（“眼下没有现实地发生问题，所以没有什么风险需要管理的”），也就不会有对信贷风险管理的扎实部署和认真落实。如此，要么过“左”的一刀切，要么过“右”的放任自流，还可能未加分析地奖励了灾难的制造者，惩罚或变相惩罚了避免者，从而陷入烽烟四起和“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”的混乱。

上述三个方面，会形成如苏轼《晁错论》中所言的局面：

“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坐观其变，而不为之所，则恐至於不可救；起而强为之，则天下狃（niǔ）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。”（简译：天下的祸患，最不能挽回的，莫过于表面上社会安定没有祸乱，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安定因素。消极地看着祸乱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，那么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；起来坚决地制止它，则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而不相信我。）

于是，实践中就会发生，在说起信贷风险管理时，“抽象上全肯定，具体的都否定”，逐步导致风险管理工作的崩溃，进而形成满盘皆输的局面。

1、产生管理难题的原因

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管理难题？有下述5个方面的原因：

（1）理性认识问题

“主动经营风险创造价值”，以成就的业务（发生了什么）来证明，很容易被意识到。同时，毕竟，非常直接的，经济收益的第一来源是做成了什么，而不是没有做什么。

“避免潜在损失创造价值”（没有发生什么），则相反，难以在微观上直接地正面证明和量化，而只能在宏观上通过逻辑和经验来推断和反面证明：

逻辑上的证明，不过是反推，缺失了风险管理，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（而不是有了风险管理，会确定地会出现什么后果）；经验上的证明则是，有良好风险管理时的长久，没有时的灾难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恰是那些“避免潜在风险”的风险管理工作往往会引起业务冲突。于是，实践中不但往往是“善战者无赫赫之功”，一时情绪之下，有时相关风险管理人还会被视作“麻烦制造者”。

因为，上面的逻辑、经验，都是反情感的，需要刻意的理性才能意识到，许多情况下难以匹敌下述心理感受和潜意识层面的问题。

（2）心理感受问题

人的生理、心理特性，天然的就是要对眼下的争执、麻烦付出更多注意力，因而印象深刻；而对没有现实发生过的风险、可能避免了的潜在损失（恰是因为先前的争执、麻烦而避免），很难有所谓“切身感受”（可反躬自问是否如此）。同时，不明真相的群众，也只会对争执的热闹有印象。当然，研究表明，这些现象有着生理学的依据和生物进化上的重要价值，因为人们有限的心智资源，总要优先处理那些已现实发生的紧急事件。（毕竟，进行更深入的思考，抓住全面的、长远的基础性问题，并提前部署和落实好，贯彻“要事第一”原则，从而避免那些低水平的紧急事件重复发生，则是更高理性认识的事，是管理层重点思考的问题。）

因此，没有字面意义的“感同身受”这种事。事急时、灾难时、发生于自身时，才会有深刻印象，否则多是一叹而过。发生在他人或者其他机构身上的风险事件，最多在专项思考时会进入理性认识层面，但难以进入心理意识（印象）层面（这个意义上，经历过信贷风险事件也属于一种宝贵的财富）。而人们在决策时，由心理印象形成的潜意识，恰恰占据了很大比重——除我们个人经验可说明这点外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点。

上述（1）（2）两点导致的后果，是“善战者无赫赫之功”。除了风险管理人自身和相关高层人员外，除非有特意强调和专项分析，其他常人难以在理性认识上，尤其很难在内心意识中，自然地将风险管理作为真正重要的考虑因素。那些可以自然做到的人，一定是认识水平和内心意志强大，建立了平衡的思考、决策框架的人。

（3）时间、损益、责任的错配问题

风险管理是有成本的。更重要和麻烦的是，花费（相对）小成本、成就大功德，最终避免经办人和整个机构的灾难，在发生时间、利益主体和责任承担等方面，并不能在直观感受上被轻易联系起来。

一是时间错配。包括两种情况：

第一种是，风险管理人协同大家的点滴坚持与扎实付出，和持续不断的风险管理成本，是日常持续发生的，而具体风险项目的结果，却是中长期的、延后的。

第二种是，日常坚持付出之下，历史被改变了，此时此地的某项风险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，甚至永远不会现实爆发；即使一段时间后在其他地方爆发（如在其他机构），也早就时过境迁了，当事人的注意力早就转到彼时彼地的眼下问题上，最多留下一句没有入心的“侥幸”就结束了。

二是损益、责任错配。包括三种情况：

第一种是，日常具体项目的一时损益（如因风控意见而使项目落地或退出），是直接关系到项目具体经办人的，利益关系明确、具体，其有足够动力集中资源来业务博弈；另一方面，风险控制的受益者为整个机构的众人和最终产权人（高层、老板），他们不会也无法在一个具体项目中发声。因此，可能出现的博弈情势是，一个集中的声音，压倒了分散的、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。

第二种是，风险管理人承担了主动经营风险的责任（意味着创新和风险责任），相应的业绩主要体现在其他业务条线上，在资源配置和激励上，这两方面没有得到统一。在良好的管理下，上述两方面的相互承认、配合，应是常态。但若管理不好，就会形成，在业务冲突、未成就时，一些风险管理的工作会被视作“麻烦”；而业务成就时（尤其是因主动作为而承担着较多责任压力时），却少被人注意和肯定。

第三种是，之前未尽职的，是个别人；岗位流转后，承担风险危机处理责任和后果的，则是其他人。（这里需强调“之前未尽职的”，不能说所有后续爆发风险的业务，之前经办的人都是有责任的。）

这些错配，大大增加了前述理性认识的难度。

对这些错配，通过后述的良好管理，有很大改进空间。

（4）管理技术、管理效能问题

一是认识水平问题。意识不到问题所在（不但包括不合理性，还要看到其界限内的合理性），自然不可能进一步的解决问题。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，就是要解决这一认识问题。

二是技术性问题。成就了的、现实发生了的事情，能证明，好量化，方便考评；避免了的、未发生过的情况，则相反。

三是管理效能问题。在上述两项的制约下，管理风险管理时，有时未能有效发掘、激励和动员风险管理人的作为。

（5）风险管理的界限与节制问题

有时，超出了必要的节制（创造价值这一统一目标之下的分寸和界限），风险管理就会有过高的负面作用，使自身成为一个问题。

2、管理难题的另一面——界限与必要节制

对信贷风险管理，也不能没有区分的、没有原则的一概认可和支持。因为，没有全行统一目标的风险管理，没有界限和节制的风险管理，不计成本的风险管理，不承认矛盾必然性的风险管理，会有巨大的负面作用，损失正当性。

（1）没有全行统一目标的风险管理

如果没有“为全行创造长期价值”这一统一目标，就没有了协同前进的方向，就没有了下述界限和节制的基础，就会陷入“为风险管理而风险管理”的怪圈。

（2）没有界限和节制的风险管理

威信来源于节制，丧失于滥用，有节制的权力才有威信。作为内部权力的一种，信贷风险管理需要自觉的节制，若超出统一目标下的界限和分寸，自身就会成为一项问题。

（3）成本过高的风险管理

风险管理是必要的成本，但同时，“收益-成本比”须得到控制，这是风险管理保证自身正当性需遵循的原则之一。一方面，风险管理人需要协同其他同事，学习知识技能，改进办法，从而尽可能降低风险管理的组织、操作成本，而不是无限制的耗费有限资源。另一方面，若在现实条件约束下，某风险项目需要投入的风险管理成本必须很高，超出可能（综合）收益的话，明智的选项之一，就是否决和规避这个项目

（4）不承认矛盾必然性的风险管理

在原则审慎和日常扎实落地的前提下（！），承认现实事务，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，总会有个别风险项目超出控制和预期——对此，能积极地面对和处置就好。若过于担心矛盾和风险，形成畏手畏脚的局面，“什么都不做最安全”，就走向了极端。

3、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管理难题

面对以上管理难题产生的几点原因，可以从以下两大方面来解决：

（1）风险管理人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

一是认识上，直面真实，逻辑彻底，才能有操作中的坚守、坚持。二是操作上，如何才能做好？这里强调“政治忠诚”——朱苏力教授意义上的“政治忠诚”。

详见下文“第三篇：政治忠诚——风险管理人为什么要坚守，怎样才能做好”。

（2）对风险管理的良好管理

一个信贷机构的长远发展，需要平衡的管理。政治忠诚的风险管理人，需要良好的管理环境支持。这里强调“良好的管理”，强调管理的平衡和企业文化的塑造。

详见下文“第四篇：平衡与文化——管理信贷风险管理的几个常见题目”。